推动、加快法治社会、民主社会建设，为“开放改革”第二个30年保驾护航

来源于：民进中山市委会         

    中国在“文革”十年动乱，国民经济滑到崩溃边缘的基础上，进行了对外开放、对内搞活经济，开始开放改革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。首先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理论指导，承认中国现阶段进行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是初级阶段，其次是思想认识上有了“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唯一标准”。一切经济活动依照市场化的经济规律来操作，使开放改革在短短30年间取得了全社会的惊人进步和发展；中国在政治、军事、经济社会、文化教育、体育、卫生各方面均取得了丰硕成果。物质丰富，人民生活大大提高，国家的经济总量比开放改革前翻一翻、两翻，30年保持了年均增长8%以上的发展速度，而令世界瞩目期间即便发生了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和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，却并没有在深层次上影响到中国的发展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独树一帜，依然欣欣向荣，13亿中国人心服口服。但是在这一切大好局面当前，我们的社会法治化、民主化的建设仍然是滞后的，致使全社会普遍地存在着有法不依、执法不严；甚至贪赃枉法、受贿、贪污腐败的现象，人民因此而深恶痛绝，一如广东省政协主席陈绍基、重庆市司法局长王强、深圳市长许宗衡、中山市长李启红等，引至坊间百姓议论纷纷，坊间民谚有闻：如今世道是九个字“党不纪、政不法、民不安”的一言以蔽之民怨载道之声，难道不足以引起执政党、执政当局的猛醒么？深思啊！尽快采取对策，以防“蚁穴溃堤”之患！根本的办法是要加快推动法治、民主化社会的建设，才能为开放改革的第二个30年保驾护航！

    纵观世界，横观环宇；数百年，无论是西方、东方；无论是欧、拉、美、亚洲；无论是发达和不发达的国家民族，无一例外地追求民族独立、国家法治化、民主化为重要终极目的！人类自有国家之形式建立以来的历史，有两部《宣言》是值得至今全人类记取的！一部是发生于1789年“法国大革命”时期出现的《人权和公民权宣言》（参阅1979年版《辞海》第303页），它仅1400余字，共17条款。第二部出现于1776年7月4日，美国北部十三州人民联合摆脱英国殖民统治而发动“南北战争”，解放农奴，从此断绝与英国的臣属关系（参阅1979年版《辞海》第305页《人权宣言》词条），这部《宣言》是由杰弗逊起草，发布后宣布成立了美利坚合众国，即美国诞生！两部《宣言》的核心内容均宣称人民享有神圣不可侵犯的“天赋人权”！人民选举建立新的政府，政府的统治必须建立在全休人民同意的基础上，公民、个人财产、国家政府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！（参阅1979年版《辞海》第822页）。

    中国尤于一二百年来受列强侵犯的特殊历史背景，因此无数志士仁人前赴后继地为推翻列强、封建、官僚“三座大山”的压迫统治，因而为了分清敌、友、我的三大阵线而产生了“人民”一词，而不是全世界通行的“公民”一词。尤其是文革年代，为了充分发展为“阶级斗争学说”服务的需要而把“人民”一词推到极致，什么“人民内部矛盾”的论说就是一例，所以“人民”一词（参阅1979年版《辞海》第302页《人民词条》）是非常泛政治化又烙上阶级烙印的特殊称谓。这同样属于“中国特色”。历史发展到了今天，实在没有这样的政治必要了，因为马克思、恩格斯早就在《共产党宣言》中就称谓“共产主义社会”的前期阶段，亦可称谓“共产主义社会”的初级阶段即社会主义阶段的称谓叫“公民社会”（参阅《共产党宣言》一书）。马克思还进一步论述了这个“公民社会”是由公民们联合组成的，这个“公民社会”的管理和公共事务，必须由公民们选举出来的志士能人、德高望众又不失清政廉明者。马克思、恩格斯共同给出了一个最为美好的称谓思“公仆”，其实“公仆”一词最早就被中国民主主义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进所引用，1912年4月孙中山先生辞去“中华民国南京临时大总统”大位，南下福建广东，经马尾港时，欢迎他的人，是人山人海，岸上还有“欢迎孙中山大总统”和“孙中山大总统万岁”的大幅标语，宋庆龄女士挽着孙中山的手，孙中山先进摘下戴在头上的礼帽，挥动手中的柱杖，大声疾呼：先生们、女士们，同胞们，我已辞去了临时大总统，退了位，就是一个“贫民”，我们高呼我万岁！不是又叫我回头当皇帝？那打倒推翻清王朝的“辛亥革命”还有什么意义？！为“辛亥革命”的伟大胜利而牺牲的无数革命先烈，他们的鲜血不是白流了么？更有我们熟知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留给后人的名言：“捧着一颗心来，不带半根草去”，这样的“公仆”是艰苦奋斗终身的，甚至不惜牺牲个人一切利益和生命！而开篇中提到的陈、王、许、李等一小撮贩类分子，他（她）们不是“捧着一颗心来，不带半根草去”，而是心怀叵测、居心不良，捧着一颗升官发财之心，企图带着不义钱财亿万、黄金万两而去的，这些害国害民的害群之犬，实在该斩该除！

    我们如今的社会，是“公民社会”，一切被称为“公民”的人，是本国出生、具有本国国籍，并依据宪法或法律规定，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人。（参阅1979年版《辞海》第279页的《公司词条》）

我们应当“正本清源”回归到马克思、恩格斯的《共产党宣言》的轨迹上来，剔除太泛政治化色彩称谓的“人民”一词，而沿用《共产党宣言》的始发论者马克思、恩格斯两位“共产主义”始创论者给一切后人信仰者给出的最美好的称谓“公民”，而不用“人民”一词！

    依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、立场，来认识社会，“经济是基础，其余的均属上层建筑（党、政、工、青、妇、公、检、法、工商、行政、文化、教育等），30年开放改革，经济的、物质的是大发展！但公民诚信却是大滑坡，就连国家公仆也大大失信于民！公民失却道德底线，这一条即使是在古代的中国，士大夫、衙门官员、还以“齐家治国平天下”及“君子爱财取之有道”的准则入世为民、为国、为官；“有道取财”是全社会公仆、公民必须遵守的不二法则，是任何公仆（不论是职位有多高，官位有多大）和全社会公民都不可触碰的“高压线”，亦是最后的底线和红线。这是当下国家、民族复兴“安邦治国”的唯一之道和法宝；我们只能靠全社会的公仆人士的清政廉明、守党政、尊国法，更依靠全社会公民诚信品格道德意识的真正树立，建立起法治社会来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，天赋人权受到真正尊重，王子犯法，与遮民同罪！顺提两侧小例：某日上菜市场，耳闻一买菜老人和熟人问到你孩子上“一中”的事，被问者老人吧了口气，竟快言回应：“政府腐败有什么法子呢？无解！”。又如现代化城市深圳，在公园、在市井，在街巷，百姓们都纷纷议论：这片天下，多少的高楼大厦，那一座，那一幢没有黑手伸入？没有黑手伸入的就奇怪了哩？可见开放改革中，处处存在着权钱交易，贪污受贿、腐败现象，如今仅仅是在传媒报纸、红头文件上讲讲“三个代表”、“八荣八耻”，恐怕是效果甚微，虽是治国安邦之计，但未发是灵丹妙药？！当下走上法治的轨道，这才是剂猛药，不妨开始一场全体公民的诚信教育，全员公仆人士的纪律、守法、崇德的学习教育活动，从小学到大学、从社区到机关、团体，从党内到党外，七千多万的共产党员，无数的共青团员，首先站出来，首先讲公民的诚信，公仆们的“捧着一颗心来，不带半根草去”，公民的公仆，应当是鲁迅先生所言的“俯首甘为孺子牛，吃的是草，挤出来的是奶”，清除那些心怀叵测、谋私利、满脑子升官发财梦的害党、害民之分子，实现公民诚信，公仆坦荡、光明磊落，真正做到“齐家治国平天下”的公仆。

    公民们都不会忘记，那一年，有多少诚信的公民、优秀的党处民主人士、知识精英，他们心怀诚信，老老实实地“向党交心”，可后来却被戴上了“右派分子”的帽子，还被列入“另册”，被划出了“人民范畴”，当作敌我矛盾性质纳入“人民内部矛盾”处理，还有很多奇巧的所谓“帽子拿在群众手中”谁怕你不老实？！

    马克思主义的常识告诉我们，“经济是基础，其它均属上层建筑”，我们建国六十余年来，斗天斗地，其中又折腾几十年，内耗太多太大，劳民伤财，很少提及“依法治国”、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”。50年代，学子们中间流传广泛的一句话，就是人人都讲“侵犯人权（指打人劳改三年）”，青少年们的“人权意识”很浓厚！我们国家现在制订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权保护法》，但我们中国现阶段的公民人权，实际上在多大的程度上受到尊重和保护呢？实在值得深思！而且还常常受到他人他国，特别是少数西方国家，不怀好意地年年都拿中国的人权状况质疑说事儿。

    中国社会现阶段，贪污腐化，受贿卖官、买官，钱权交易，泛滥到如此广泛而严重的地步，不整不治，可谓后患无穷。1983年的“严打”整治全国社会治安，可谓是“人心大快”、“立竿见影”，对于我们全休共产党员、全体社会公仆人士，可否也进行了一次“批评与自我批评”的民主生活会，向党交心，批评与自我批评，一切贪污腐化、受贿甚至包养情夫妇，均在限定的日期里，说清楚，退赃物、赃款者，可以“既往不咎”，但过了期限者，一旦查有实据，坚决“严惩不贷”。

    全休党员、全体团员、全体公民、公仆，全体学习都来一次学习《共产党宣言》，1979年法国大革命的《人权宣言》、联合国又于1948年12月10日再次通过的《世界人权宣言》，培训和广泛教育公民人权意识、诚信意识，教育为培养社会合格公民服务社会。公仆和政府所属管理社会的所有公职服务人员要树立“天下为公”、“一心为公”的优良品格，真正做到“捧着一颗心来，不带半根草去”、“俯首甘为孺子牛”等守党纪、法纪合格的公仆！使全社会迈上真正的法治轨道，只有如此这般，才能让开放改革的第二个30年起向康庄大道！才能让第二个30年的开放改革有保驾护航的根本保证。